堆砌論文高牆 侷限台灣高教
【記者呂苡榕專題報導】2010/10/26
投稿SCI、SSCI幾乎成為每位大學教師的「使命」。圍繞著SCI、SSCI而產生的評量、升等與申請研究計畫，潛藏既得利益者對學術的控制，也是削弱學校特色和多元的利刃，不少大學教師感嘆，該是起身反抗的時刻了。
大學越來越重視教師在SCI、SSCI等國外期刊論文資料庫的投稿量，原因在於它是一個多重評量的基本門檻。政治大學勞工所教授劉梅君表示，她曾經連續3年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都遭駁回，「我第一次沒過，就知道後面都不會過了。」原因出在國科會計畫的核定標準。
投稿通過 決定老師價值
劉梅君指出，國科會計畫核定分為兩大部分，其中50％是申請的計畫內容；另外50％則是「過去5年投稿SCI、SSCI的數目」。一旦審查計畫的老師相當重視這些投稿量，申請人過去的投稿數量將決定是否能通過申請。
教師能否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，也會影響本身的評量與升等，因此，一旦沒有跨越SCI、SSCI的門檻，將會演變成多重懲罰。國科會以評估一位教師過去申請通過的次數，作為是否繼續「投資」該名教師的依據，多次遭駁回會影響未來的申請，於是，SCI、SSCI成為每個教師必須「征服」的障礙。
審查老師是哪些人？劉梅君直言，就是在這套遊戲規則中勝利的人。其中又以台大與中研院的老師為主。他們是發表研究、投稿國外期刊論文的能手，認同這套制度，在審核上自然側重SCI、SSCI投稿量。當這套制度運行良好後，也逐漸篩選出勝利者與失敗者，勝利者回過頭繼續鞏固制度的地位。
為論文量 學術研究變質
過於著重量化標準、「多就是好」的制度，引發了「搭便車」的問題。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教授李威儀指出，許多研究等身的教師可能位居行政高層，挾帶大量行政資源讓自己的研究順利進行。
李威儀表示，這些位居行政高層的教師，透過與他校的行政高層合作，彼此肯定對方的研究產出、互相頒獎給彼此，這些教師獲得研究相關獎項，回過頭穩定校內的地位，繼續使用這套穩固自身權力的機制，導致學術界越來越窄化。
台大地理系環境資源系教授徐進鈺也指出，許多教師根本沒做研究，卻有許多產出，因為只要掛名「共同作者」即可，這些研究不但會被列入教師升等獲評量的評分標準，也成為教師重複投稿或申請研究經費的資源。
政治大學社會系副教授王增勇就有親身經歷，他與一位台大教授準備合作一項國科會計畫。當他詢問對方是否有時間研究時，台大教授反問他：「你沒有博士生嗎？」這項計畫的內容是將該名台大教授過去的研究改良後再重新進行。
王增勇無奈表示，雖然不屑這名教授的態度與行為，但是「他會成功！」，因為制度鼓勵教師不重視品質、只關注數量，為了達到標準，只能層層壓榨、彼此剝削。徐進鈺指出，在這套制度下成長的教師，幾乎已將制度內化，不去思考制度的問題，反而認為自己做不到就是失敗者，許多老師自知無法通過評鑑或升等，會選擇自動離職。
經費為首 思想價值式微
除了搭便車的問題，研究計劃本身的「題目屬性」也成了能否通過申請的條件。劉梅君表示，許多老師做的是比較時髦、或比較賺錢的研究，這樣的研究容易申請，可是，許多人文社會科系的老師從事思想研究，幾十年才有一篇產出，比不上其他議題發表的速度。
劉梅君表示，評量或升等會依據教師的研究數量評分，卻沒有分析研究的質量，許多研究根本沒有價值，進行思想研究的老師產出的報告，卻可以經歷2、30年檢驗仍屹立不搖，相較之下，當然是後者更有價值，但當前的制度卻不鼓勵慢工出細活。
當前高等教育「瘋研究」的現象，背後的原因在於教育部的補助經費減少，改以競爭型計畫補助大學。劉梅君指出，國立大學僅靠學費和教育部補助根本無法維持正常運作，因此只好透過教師研究，收取管理費。大型研究計畫的補助經費高達上千萬，學校因此可得到數百萬管理費用，對學校收入不無小補。
國立大學如此，私立大學更得為了經費開設許多「在職進修班」補貼經費黑洞。為了爭取補助，學校無法發展特色，只能依照要求削足適履，單一標準的背後，是高等教育蒼白的內涵。
只拔尖不打樁 體制潰散
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副教授許雅斐表示，許多小型私立學校為了符合教育部的要求，必須改變自己的形態。「南華就曾面臨必須淘汰教師才能獲得教學卓越獎，不願淘汰教師，學校的補助款會變少。」許雅斐質疑，以南華這種精緻型的小校，一個系才3名老師，一旦淘汰老師，人力馬上不足，教育部卻要大學犧牲教師才能得到教學卓越補助，顯得十分諷刺。
許雅斐感嘆，教育部的政策不是為了提升教學品質或其他理由，僅是因為有政策就需要政績；為了政績，下面的人就得想盡辦法執行，即使最後的結果與一開始的理念相悖，他們也不在意。
這套機制讓教育部能精密地管控高等教育。李威儀認為，現在的情況是「溫水煮青蛙」，「只想拔尖、不想打樁，最後會造成一個半身不遂的教育體制！」他坦言，教師們再不站出來反對，只會犧牲更多人。
